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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由校直接揭了东林党的老底，将东林党钉在耻辱柱上。大明的迅崩坏，与商人从政确实有极大的关系。此前虽然土地兼并现象存在，但地主的兴替是与科举结合的，地主家庭一旦无法培养出举人、进士，就会逐渐衰弱，而那些中举的寒门子弟，又会成为新的地主阶级，这个模式虽然存在土地兼并矛盾，但是却没有让阶级固化。

    然而商人子弟中举，那就太恐怖了，普通地主、寒门子弟中举之后，未必有那么多财力兼并土地，然而商人却有大量的资本，商人突破了这个口子之后，大明的土地兼并就一不可收拾了。

    同时也阐述了大明为什么要改革，过去举人、进士免税，相当于是拿出一部分蛋糕，让普通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可以改变命运，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这些举人、进士，又成功压制权贵阶级对皇权的架空。就是从人民中选拔出治国人才，皇帝与人民中走出来的官员一起压制权贵阶级。

    这里也不得不佩服明太祖朱元璋，明代的皇帝是出自普通人民，皇后、妃子也是从人民当中选出来的，性情和普通百姓最为接近。如何没有这个制度存在，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些权贵阶级，早就被权贵阶级给架空了。但纵观明代，那些权贵阶级并没有架空皇权，最后却是因为嘉靖这个半路杀出的皇帝给开了一个让商人钻空子的口子。

    随着口子被商人撕开，举人、进士免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反而对人民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过去的田赋制度已经无法保障人民利益，所以田赋制度必须改革，改革之后只有自耕农才能享有免税特权。

    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展，商品经济泛滥，对小农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大明成立之初，之所以轻商税，是因为蒙古统治之后，华夏大地商业凋零，百姓连买农具都很不方便，所以太祖才制定出轻商税的政策。而今商品经济泛滥，且商人阶级向政治严重渗透，大明贫富差距严重，轻商税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局势，朝廷开征商税也是必要的。

    接下来的‘资本主义形态’章节中，则是阐述了资本主义分为：官僚买办资本、民族资本、国家资本三种形态。

    对官僚资本的阐述，朱由校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如果资本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敢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

    官僚买办资本这种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最丑陋、最低级、最血腥、最残忍、最野蛮、最贪婪、最卑鄙无耻、最令人作呕的一种。

    官僚买办资本的进一步展，则会进化为跨国金融资本，这是一种不顾人民、民族、国家死活的资本，就像是一种寄生虫，吸干了宿主的血液和养分之后又寻找下一个宿主。

    与此同时，资本又会产生民族资本，民族资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展之后，又会聚合为国家资本。

    民族资本、国家资本则是资本的高级形态，并产生了原则。

    “资本的产生，是生产力与经济展的必然结果，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好处与坏处同样明显。要用好这把双刃剑，就必须消灭官僚买办资本，展高级形态的国家资本与民族资本，将资本关进笼子里，由人民的制度主导资本的展，由人民对资本进行监管，才能避免资本吃人的惨剧。此番改革的成功关键，亦在于展国有企业，国企进则人民进，国企胜则人民胜，一切鼓吹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及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群体，皆可归为官僚买办资本势力。要消灭官僚资本，必先摧毁其根基，因此商人子弟若不放弃经营商业，则不可从政。官员家属亦不得从政，三代亲属亦不得在其从政地区经营商业。”

    接着朱由校又阐述了工业革命的阶段，以及生产力展之后的结果。

    “工业革命是生产力展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的代表就是蒸汽机的明与其在生产、交通领域的应用。工业革命分为‘农村手工业、劳动密集产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福利社会’几个阶段，当前大明的工业革命，已经度过了农村手工业阶段，劳动密集产业也在蒸汽机明之前就具备强大基础，因此当前大明正处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交替期。民主的展，则是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展、提高，人民从繁琐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具备时间参与政治，并且提高了自我修养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只能施行民主集中制。按照正常的展趋势，是生产力提高之后，工人与资本家抗争之后才能争取到民主，而非先有了民主才有生产力和经济的展。而大明此番改革，则跨过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直接向高级阶段展，因此民主的提高更为顺畅。”

    朱由校这是在给人民打预防针，避免有人把民主包装起来忽悠老百姓，这都是重生者所具备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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